北京网_专注北京地区企业资讯及新闻资讯-北京企业在线网
加入收藏 网站地图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来源:时间:2019-11-25 16:18:40 阅读:1

对于普通人来说,“宰相”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古代官职了。“宰相”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,协助皇帝处理政事,是我们对于这个官职最为直接的印象。清代的“宰相刘罗锅”,明代传奇“宰相刘伯温”,南宋卖国求荣的“蟋蟀宰相”贾似道,北宋搞变法的“宰相王安石”,唐代的女皇武则天时期的“宰相狄仁杰”,汉初“萧规曹随”的“宰相曹参”,山西还有著名的“宰相村”,曾经走出过五十九位“宰相”。这些历史上的著名“宰相”的和他们各种传奇故事,早就成为我们文明和文化的一部分,融入了华夏民族的基因。就算是不太熟悉历史的朋友,也能对中国历史上的“宰相”如数家珍,说个七七八八。

然而,虽然这些“宰相”的名字和事迹,大家可以信手拈来。但是真相却令人咋舌,在中国历史上,除了辽代以外,其实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有“宰相”这个官职。那么,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?今天笔者就从介绍什么是“宰相”开始,并以魏晋之际的情况来做一个例子,和大家一起对中古时代悄然流变的官职制度做一个管窥。

一、政治制度意义上的“宰相”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《史记·殷本纪》:

“政事咸决于冢宰。”

《史记·齐世家》:

“崔杼为右相”

我们可以看到,在战国以前,“”和“”经常分开使用,但是意思却都差不多,都是指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高级官吏。而到了战国以后,“宰相”就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了,而意思保持不变,并且在随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如此,并作为一个口头用语传袭至今。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,正如前文我们谈到的那样,“宰相”虽然已经有了明确的意思了,但是却从来没有(除辽代)作为过一个正式官职名。在各个朝代,甚至同一朝代的不同时期,都有不同的官职的官员充任宰相。有些朝代比较明确,争议较少,比如西汉丞相三公是实际的宰相,而唐代加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就可以被认为是实际担任了宰相,这些基本是一个公认的结论,几乎没有争议。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然而因为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和记载,在更多的时候,哪些官职是“宰相”,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争议的空间。这种争议,从古到今,都没有中断过,甚至在当时,关于“谁是宰相”这个问题,都存在有不同的看法。而本文要讨论的魏晋之际,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典型时期。

二、“宰相”的“标尺”是什么?

争议的焦点就在于,尚书和中书究竟哪个才是魏晋时期的真正的“宰相”。

《晋书·梁王肜传》:

“肜位为宰相,责深任重,属尊亲近,且为宗师,朝所仰望,下所具瞻。”

《晋书·贾充传》:

“公,国之宰辅,而为一夫所制,不亦鄙乎!”

《晋书·何充传》:

“充居宰相,虽无澄正改革之能,而强力有器局,临朝正色,以社稷为己任。”

从《晋书》的记载里,我们看到司马肜守尚书令被称为“宰相”,贾充也因为尚书令一职被荀勖称为“宰相”,而何冲也以骠骑将军录尚书事而居“宰相”。加之自东汉以来,三公的宰相权力一直在被尚书台侵夺。似乎魏晋之际,尚书就是实际的宰相不应该有任何问题。然而问题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谈到过的,即便是在当时,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都不尽一致。这种看法上的不一致,在史籍中自然也有所表现。

《通典·职官三》:

“自后汉,时虽置三公,而事归台阁,尚书始为机衡之任。然当时尚书不过预闻国政,未尝尽夺三公之权也。至魏晋以来,中书、尚书之官,始真为宰相,而三公遂为具员。”

《通典·职官三》:

“永昌元年……其后或有相国,或有丞相,省置无恒,而中书监、令常管机要,多为宰相之任。”

《通典》先是回顾了三公失去“宰相”权力的过程,并给出结论“尚书”在魏晋成为真正的“宰相”,但是《通典》又明确把中书监和中书令也视为“宰相”,这里不仅出现了和《晋书》截然相反的结论,还“自相矛盾”。

为了解决这种“矛盾”,《文献通考》倒是给出了一种“和稀泥”的说法,认为魏晋时期的尚书和中书都是“宰相”,然而这无疑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,“宰相”作为首辅,显然不可能出现两个职位同掌并立的局面,而不管是曹魏还是西晋,中书和尚书都是同时存在的。所以,《文献通考》这样的说法,显然难以让人信服。

笔者觉得,这种史料里相互颉颃的结论,一方面说明魏晋之际究竟谁是“宰相”的情况确实非常复杂,所以才出现了这种莫衷一是的局面;而另外一方面,则是更为重要的,那就是其实大家对于“宰相”缺乏明确的定义和制度化的梳理,往往流于表面现象,看到某某人权力很大,他的官职就往往被视为“宰相”。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“宰相”作为中国政治制度上最为重要的官职之一,关于它的解读却陷入了混乱纷纭的状态。这显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件事。所以面对这种认知上的混乱,《通典》也做出了澄清上的努力。

魏文帝曹丕把孙资为中书令、刘放作为中书监来掌管机密,两人拥有极大的权力;晋武帝以荀勖作为中书监“毗赞朝政”的施政极有成效。

八王之乱”前夕,太子东宫的刘卞劝说张华效仿司马懿发动政变,废黜贾南风以保太子,也用了“公居阿衡之地”的说法。而刘卞口中所谓的“阿衡”其实就是宰相的意思。

《诗·商颂·长发》:

“实维阿衡,实左右商王。”

阿衡本来是商代的官职名,伊尹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职位,所以常常被后世用来代指宰相。

《机权论》:

“伊尹躬受汤命,阿衡王家,故不得不放诸桐宫也。”

而当时张华就是中书令,所以张华才被刘卞视为宰相,并以此说明张华有发动政变的合法性。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依据上面这些例子,《通典》得出的结论是,“自魏晋以来,宰相但以他官参掌机密,或委知政事者则是矣,无有常官。其相国、丞相,或为赠官,或则不置,自为尊崇之位,多非人臣之职。其真为宰相者,不必居此官。”笔者觉得,相比起《文献通考》,《通典》虽然成书在前,反倒是显示出了想要对“宰相”给出科学定义的努力。按照《通典》的说法,魏晋以来,“宰相”以“他官”的形式存在,这里的“他官”显然是相对汉代的丞相和三公而言的。因为汉代的“宰相”都是在这些职位中产生的,而魏晋之后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,中书监,中书令,尚书令,其他官职参录尚书事等等,只要被皇帝所倚重,能够参与机密,制定政策,统帅百官,谁就是真正的“宰相”,甚至侍中一类的官职,都可以是“宰相”。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无独有偶,《资治通鉴》里的记载,也显示出和《通典》相似的看法。

《资治通鉴》:

“六月,以右卫将军王华为中护军,侍中如故。华以王弘辅政,王昙首为上所亲任,与己相埒,自谓力用不尽,每叹息曰:“宰相顿有数人,天下何由得治!”是时,宰相无常官,唯人主所与议论政事、委以机密者,皆宰相也,故华有是言。亦有任侍中而不为宰相者;然尚书令。仆、中书监。令、侍中、侍郎、给事中,皆当时要官也。”

王华当时是右卫将军且掌管禁军,还兼任侍中,而魏晋以后“侍中”意味着可以入禁。但是因为有司徒王弘和侍中王昙等人的存在,让他感觉到“宰相顿有数人”的窘迫,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。《资治通鉴》在这里给出的结论和《通典》几乎完全一样,只要皇帝和谁讨论大政方针,把重要的政策交给谁去执行,谁就是事实上的“宰相”,以此推之,当时的尚书令、仆射、中书监、中书令、侍中、侍郎、给事中都可以算作是“宰相”了。

如果说《资治通鉴》是从王华的叹息中,得出了“宰相无常官”的感性认识的话。《通典》就更像是想要从之前的“故事”里,去抽丝剥茧,为我们总结出关于“宰相”的一般规律。在这里,《通典》显示出了理性探讨的光辉。《通典》难能可贵之处在于,它把“宰相”置于一种动态过程去考察,企图从繁纷芜杂的历史现象背后,去获得一个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标尺。它通过大量的“案例”,看到了“他官”变成了事实上的“宰相”,并以此得出了“宰相”“无有常官”的事实。可惜的是,《通典》得出的结果既不正确也远远没有达到“标尺”的程度。《通典》止步于此的原因,笔者觉得是因为其毕竟其成书于一千多年以前,还难以从制度发展变化的角度去梳理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,因此也就只能停留在“排比史料”的层面了。

笔者觉得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是祝总斌老师,祝老师在《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》中提出了界定“宰相”的两个条件,并认为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。“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,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,缺一不可。即必须拥有议政权,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。”在笔者看来,这是一个“标尺性”的定义,显示出了极大的科学性。之所以这样说,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把“标尺”,就可以按“尺”索“相”,清晰地辨明历代哪些官职是真正的“宰相”,而不会陷入《通典》那样的“无有常官”的迷惘。

据此,魏晋之际尚书和中书,到底谁是真正的“宰相”问题,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三、为什么尚书是“宰相”,而中书权力又极大?

按照祝总斌老师的定义,魏晋之际的“宰相”最终定格在尚书身上。之所以要使用“最终”一词,是因为这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

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:

“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,忿强臣之窃命,矫枉过直,政不任下,虽置三公,事归台阁。自此以来,三公之职,备员而已。”

这段《后汉书》里的记载,曾经被作为中学的历史考题,问这种情况说了什么,正确答案为“台阁已经完全掌握了国家决策权力”笔者觉得其实这个答案是相当值得商榷的。如若按“宰相”应该具有参与机密的议政权力来看,东汉的尚书无疑是符合的。但是问题在于在东汉尚书并没有监察百官的执行权,这部分权力依然被三公所保留。

另外,即便是所谓的议政权,也并不是一句空话。三公有三公府,是一套完整的办事机构的。这样才能保证议政之时言之有物,确有政见。而我们都知道,尚书台要直到曹魏后期,才从少府中独立出来。就东汉的情况而言,尚书不仅缺乏监督百官执行的权力,就连议政权,也没有制度上的保障。

但是,到了魏明帝后期,史料中开始极难看到军国文书送报三公的记载。反而提及这些重要文书的史料,大都和尚书台有关。

《三国志·傅嘏传》:

“方今九州之民,爰及京城,未有六乡之举,其选才之职,专任吏部。”

《魏略》:

“晏为尚书,主选举,其宿与之有旧者,多被拔擢。”

以上两则史料也向我们展示出,除了审阅奏文的权力被尚书侵夺之外,原来属于三公的选举权在曹魏后期,也已经完全落入了尚书手中。

东汉到曹魏的两百多年间,由于政治形势的发展,尚书台不断侵夺三公府的各项权力。特别是曹魏后期走向魏晋禅代,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,尚书台最终取代了三公府,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决策机构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《晋书·刘颂传》:

“古者六卿分职,冢宰为师。秦、汉已来,九列执事,丞相都总。今尚书制断,诸卿奉成,于古制为重,事所不须,然今未能省并。可出众事付外寺,使得专之,尚书为其都统,若丞相之为。”

《晋书》的这段叙述,则似乎是完全按照定义“宰相”标尺一样,向我们展示出入晋以后,尚书台则不仅完全握有议政权,还可以监察百官执行成效,成为了公认的“宰相”

但是,这里依然存在着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。那就是,尚书虽然完全符合“宰相”的定义,但是为什么中书依然拥有很大,甚至超过尚书的权力,却不能被视为“宰相”呢?

《通典·职官三》:

“魏晋以来,中书监令掌赞诏命,记会时事,典作文书,以其地在枢近,多承宠任,是以人因其位,谓之凤凰池焉。”

《通典》里关于中书情况,除了介绍其职责执掌之外,还用了“凤凰池”这样的溢美之词,既向我们展示了中书的权势不俗,又点破了中书之所以具有这样地位的原因。那就是“地在枢近,多承宠任”,完全是因为亲近皇帝所致。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关于这一点,有一个非常有名的“案例”。

《三国志·刘放传》:

“其年,帝寝疾,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,及领军将军夏侯献、武卫将军曹爽、屯骑校尉曹肇、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。”

魏明帝曹睿临终前,本来打算以燕王曹宇等人辅政。但是孙资和刘放因为和曹宇等人有过节,利用自己中书职位和曹睿亲近的有利条件,进谗言“燕王实自知不堪大任故耳。”最终让曹睿放弃了让曹宇参与辅政的决定,并且“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,以纲维皇室。”建议启用司马懿,并最终让司马懿获得了合法的辅政地位

从这个角度讲,中书确实具有左右朝政大局的权力,甚至“号为专任”。这也是很多人把中书视为“宰相”的重要原因,然而中书这样的地位完全是因为“附至尊”而得到的,而非制度选择的结果,既不合法,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。

谁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?魏晋之际的尚书与中书“相权”辨析

等到高平陵之变后,曹魏皇权衰落,中书的权势比起魏文帝和魏明帝之世,就被认为是“非显选”了。这个阶段出任中书令的大都非司马氏亲信,反观进入尚书台的卢毓、裴秀等人,俱为司马氏心腹。尚书和中书,孰重孰轻,就不言而喻了。另外,即便是中书权势煊赫的时候,也只是体现在影响皇帝的决策方面,还根本谈不上监察百官执行决策这个层面。所以,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,中书都不能被视为是真正的“宰相”。

结论

“宰相”也许是我们普通人接触最多的古代官职之一,历史上诸多“宰相”的传奇故事我们耳熟能详。然而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宰相却有着特定的含义,制度的发展有时候往往润物无声,某些变革的细节不易被人察觉。我们通过对汉魏制度变迁的考察,重新获得了“宰相”定义的标尺,并按“尺”索“相”。对魏晋之际看似相似,实则有着不同内涵的两个官职尚书和中书进行对比,明白了中书权势煊赫背后的原因,同时也确认了尚书才是真正的“宰相”。


图文推荐

北京网版权及免责声明:

1、凡本网注明 “来源:***(非北京网)” 的作品,均转载自其它媒体,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,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

2、如因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,请在30日内进行。

最新新闻
热门资讯榜